喀麦隆战争：UPC遭镇压与法国影响下的独立

喀麦隆战争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去殖民化进程中最痛苦的事件之一。这场冲突长期以来在法国公共空间中鲜少被讨论，却深深铭刻在喀麦隆的集体记忆中。其确切伤亡人数至今难以确定，但人们普遍认为代价极其沉重，相关叙述提及了数以万计的受害者。

这段历史的核心是喀麦隆人民联盟（UPC）。该运动主张实现领土统一、结束法国托管并取得独立。最初属于政治和行政层面的对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逐渐演变为公开战争。它也影响了该国取得独立的条件，以及喀麦隆国家的建构。

UPC：争取独立与统一的运动

自成立之初，UPC便引起法国殖民当局的警惕。该运动尤其汇集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和工会主义背景的活动人士，但并不能被简化为这些源头。它团结了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文化的人群，依托各类协会、种植者、公开集会和多份报纸，其中包括《喀麦隆之声》、《光明》和《真理》。

其诉求十分明确：结束托管、取得独立并实现喀麦隆统一。1952年至1954年间，鲁本·翁·尼奥贝及UPC多次在联合国得到听证。他们要求确定结束托管的日期，尤其希望定在1956年前后。

在这一时期，鲁本·翁·尼奥贝采取合法主义和和平主义策略。他阅读甘地的著作，优先选择政治行动、公开表达和诉诸国际机构，而非武装斗争。然而，这一取向并未阻止针对该运动的压力不断加剧。

监控、分化与政治镇压

在演变为军事冲突之前，这场对抗首先是一场政治战争。相关手段包括警察监控、搜查、恐吓、收买，以及对UPC负责人的司法或行政骚扰。

殖民当局还试图通过支持或建立竞争性组织来削弱该运动。这一“非洲反对派”政策旨在公开反驳UPC的立场，并分化其支持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族群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也被加以利用。

受“革命战争”理论启发的宣传和反宣传手段，也伴随着这一策略。据称由夏尔·拉舍鲁瓦上校撰写的一本小册子被提及为行政当局在喀麦隆使用的参考材料；拉舍鲁瓦当时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经验有关。在高级专员罗兰·普雷任内，这些原则据称促成了专门针对UPC的指令。

1955年至1956年：转向战争

1955年通常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点。地方选举举行期间，UPC在杜阿拉和雅温得动员，要求独立和统一。对示威的镇压被描述为格外暴力，其中包括实弹射击，并有数百人死亡的说法。

1955年7月，UPC被殖民法令取缔。实际上，这项禁令使承载独立诉求的主要运动无法参加次年举行的选举。在包括萨纳加-马里蒂姆在内的多个地区，抵制投票的抵抗组织随之形成。

全国组织委员会（CNO）便是其中一个组织。对选举进程的抗议与UPC遭取缔相结合，导致镇压进一步升级：军人和伞兵被部署，对活动人士展开行动，抵抗地区也传出屠杀事件。

因此，对这场冲突存在两个并行的时间参照：对一些人来说，起点是1955年的集体暴力；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1956年末及有组织抵抗的兴起。抛开对确切开端日期的讨论不谈，这场战争属于一段远远超过五年的历史进程，其影响在独立之后很久仍持续存在。

从和平斗争到武装抵抗

1958年鲁本·翁·尼奥贝遇害、UPC遭取缔以及镇压扩大，促成了武装分支的形成。喀麦隆民族解放军（ALNK）尤其活跃于巴萨和巴米累克地区。其他组织也被提及，其中包括喀麦隆国防部。

这些组织并不只将自己定位为战斗力量。它们也试图建立支持网络，保护支持独立事业的平民，并根据其章程传播一项以新民主和社会正义为基础的政治计划。

冲突尤其蔓延至西部、蒙戈和萨纳加-马里蒂姆地区。战斗人员袭击被认为支持行政当局的财产、人员和酋长。另一方，殖民军队开展镇压行动，其造成的人道和社会后果至今仍是喀麦隆集体记忆的核心。

在严苛约束下取得的独立

到20世纪50年代末，独立已难以继续推迟。根据所提及的档案和证词，法国当局此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主权正式移交后保持持久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尤其将通过经济、行政和安全等关键领域维系。一份在UPC成立后起草的“关于法国在喀麦隆主权的说明”建议，借助长期租约投资港口、铁路、大坝和机场用地。文件提到，对某些土地和基础设施实行99年特许，并在水电领域给予优惠条件。

在这一格局中，阿马杜·阿希乔成为过渡时期的核心人物。他的政治上升得到法国官员的支持。他1947年当选喀麦隆领地议会议员，随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巴黎法兰西联盟议会代表。当时多名法国人士将他视为一位能够在独立后使喀麦隆留在法国势力范围内的领导人。

独立宣告前两个月，阿马杜·阿希乔被扶上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他掌权后推行了控制和镇压反对派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逮捕、酷刑和有针对性的处决均被提及。1971年，欧内斯特·旺迪埃被捕并遭公开处决，给武装和政治抵抗的历史留下了持久印记。

为何喀麦隆战争的记忆依然重要

因此，喀麦隆战争并不局限于殖民行政当局与一个独立运动组织之间的对抗。它提出了独立以何种形式实现、制度连续性如何延续，以及殖民行政当局正式离开后权力关系如何被维持的问题。

它也有助于理解当代的记忆和政治讨论。UPC遭镇压、1960年后政权的建立与“法非关系”遗产之间的关联，可参阅这篇关于保罗·比亚、战争记忆与“法非关系”遗产的文章。

更广泛地说，喀麦隆历史也属于关于殖民扩张、资源控制与全球经济关系形成的思考。就此而言，对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剥夺与殖民扩张出现的分析，有助于将这些机制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中理解。

喀麦隆战争常见问题

UPC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UPC捍卫三项主要目标：实现喀麦隆统一、结束法国托管，以及让国家获得独立。

为什么UPC走向了武装斗争？

该运动最初选择了和平且合法主义的策略。1955年遭取缔、对动员活动的镇压、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以及鲁本·翁·尼奥贝遇害，共同促成了武装抵抗组织的形成。

喀麦隆战争的受害者人数是否已知？

确切伤亡数字仍难以确定。相关说法提及数以万计的受害者，但由于缺乏精确建立的统计，任何最终估计都必须谨慎对待。